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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院典型案例:以服务费的方式变相约定砍头息,乞贷本金若何认定?

裁判要旨

凭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法》第二百条之划定,民间借贷中的乞贷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乞贷人收到乞贷当日以支付服务费的方式退还的部门,不应当认定在乞贷本金范围内。

案情简介

一、2014年4月,向峰与好安居公司签署乞贷协议,约定向峰出借500万元,限期自2014年4月15日至12月15日止;利率按月2.5%执行,自获款之日起盘算,按月支付;好安居公司获款并签署条约当日向向峰一次性支付服务用度40万元。

二、2014年4月15日、16日,向峰两次向好安居公司转账共计500万元。2014年4月15日,好安居公司向向峰转账40万元,并在汇款凭证上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注明为服务费。

三、向峰向怀化中院起诉请求好安居公司支付500万元乞贷及利息。一审法院以为40万元服务费应为退还给向峰乞贷的本金,并认定乞贷本金应为460万元。

四、向峰不平,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湖南高院讯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乞贷本金数额若何认定。

怀化中院以为,民间借贷关系中,执法划定乞贷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若是当事人既约定利息,又约定违约金或其他用度时,应对当事人主张各项用度总计超出24%的部门不予支持。本案中,乞贷协议中虽未明确约定在本金中扣除利息,但明确约定好安居公司收到乞贷当日支付服务费40万元,当事人借此种行为规避执法强制性划定。因而将该40万元认定为退还给向峰乞贷的本金,并认定乞贷本金为460万元。

向峰上诉以为本案乞贷应认定为500万元。湖南高院以为,向峰与好安居公司乞贷条约约定40万元服务费,好安居公司现实只收乞贷本金460万元,向峰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实务经验总结

1.当事人不得以约定服务费、咨询费等用度的方式约定“砍头息”。凭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法》第二百条之划定,“乞贷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予以扣除。”若乞贷人以支付“服务费”等用度的名义在收到乞贷的当日返还部门乞贷,而未现实使用该部门乞贷时,法院将认定其为规避克制约定“砍头息”之划定的行为,从而凭据现实出借的部门认定本金并盘算利息。

2.当事人在民间借贷买卖放置中对于此类用度的约定应当稳重,不宜过高,否则将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凭据《最高人民法院关系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划定》第三十条之划定,逾期利息、违约金、其他用度合计不得超出本金的24%/年。当事人通过约定服务费、咨询费等用度的方式规避上述划定的,将无法获得法院支持。

3.民间借贷关系中,约定服务费、咨询费等用度并非一律被认定为收取印子钱的手段。服务费是否受支持,关键因素在于居间条约、服务条约关系是否真实存在。例如,在委托贷款关系中,对于受托银行收取的咨询服务用度,法院一样平常以为其为居间执法关系的内容,与民间借贷非属统一执法关系,因而不将其认定为出借人收取印子钱的方式(详见延伸阅读)。

相关执法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法》

第二百条 乞贷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根据现实乞贷数额返还乞贷并盘算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划定》

第三十条 出借人与乞贷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用度,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用度,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跨越年利率24%的部门,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讯断

以下为法院在讯断书中“本院以为”部门就此问题的叙述:

一审法院以为:向峰在签署乞贷协议当日向好安居房产公司汇款,好安居房产公司于当日向向峰支付40万元服务费,向峰称该40万元是向红艳的还款,与涉案500万元乞贷没有关系。因民间借贷执法关系中,执法划定乞贷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若是当事人既约定利息,又约定违约金或者其他用度的,应对当事人主张各项用度总计跨越24%的部门不予支持。本案中,涉案乞贷协议虽未明确约定在本金中扣除利息,但明确约定好安居房产公司获款当日需支付服务费40万元,且是通过公司账户支付给向峰,当事人可以借这种行为规避执法强制性划定,故对这种行为依法不应支持,该40万元应视为退还向峰乞贷的本金,并应以向峰现实出借金额即460万元认定为乞贷本金。

二审法院以为:向峰与好安居房产公司乞贷条约明确约定了40万元服务费,且该款于签署条约当日从好安居房产公司汇至向峰,好安居房产公司主张该40万元系退还向峰乞贷的本金,故好安居房产公司现实只收乞贷本金460万元,一审讯断据此认定向峰乞贷金额为460万元并无不妥,向峰该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案件泉源

向峰、怀化好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终600号]

延伸阅读

委托贷款关系中,乞贷人以服务费、咨询费、居间费等用度为出借人收取高额利息的手段为由,主张将该部门用度从乞贷本金中扣除的,法院一样平常不予支持。笔者检索了相关案例,供读者参考。

案例一:梅州地中海旅店有限公司、深圳市紫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乞贷条约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54号]法院以为:“关于地中海旅店主张将案外人向其收取的融资咨询服务费金额在本案利息范围内举行扣减的问题,本院以为,案外人就案涉贷款收取融资咨询服务费,与本案的委托贷款并非统一执法关系。且地中海旅店并不能证实侯楚雄收取的利息与案外人收取融资咨询服务费均归属于统一主体。故,对地中海旅店的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二:中国华融资产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治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延边经纬和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曲元东、刘春焕、陈华志、陈荷秋、唐小林、朱惠平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委托条约纠纷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吉民初40号]法院以为:“关于经纬和信公司、曲元东、刘春焕提出的应从所欠款子中扣除财务咨询用度的问题。从经纬和信公司与华融公司吉林分公司、华融公司山西分公司签署的《财务顾问协议》内容来看,系经纬和信公司约请华融公司吉林分公司、华融公司山西分公司为其2.5亿元融资事宜提供财务顾问服务,所支付款子注明为“财务咨询费”。本院以为,该笔用度与本案委托贷款乞贷不具有统一性,款子性子不属统一执法关系。经纬和信公司主张为贷款被迫签署《财务顾问协议》并支付财务顾问费,未提供充实有用证据证实,亦未在条约签署后一年内申请打消。故经纬和信公司提出的应从乞贷本金中扣除1275万元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遵义金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与遵义市老村长食物有限公司等居间条约纠纷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民终279号]法院以为:“关于金旭公司是否应当支付永盟公司融资综合服务费的问题。金旭公司称,永盟公司、恒盟公司、稳盟公司等系高度关联企业法人,双方在股东、高层治理人员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本案中永盟公司以收取融资综合服务费为名,实为收取乞贷高息。虽然金旭公司举证证实永盟公司、恒盟公司、稳盟公司等在股东、高层治理人员存在一定的交织,但其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上述公司存在法人人格混同之情形,也不足以证实永盟公司依据《投资意向书》和《融资咨询服务协议》向金旭公司收取融资综合服务费的行为,实属永盟公司代恒盟公司、稳盟公司收取乞贷高息的事实。故本院对金旭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因现尚无证据证实金旭公司已经支付永盟公司融资综合服务费1200万元,本院对永盟公司要求金旭公司支付1200万元融资综合服务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案例四:阳江市丰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梁显锋金融乞贷条约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申10507号]法院以为“丰泰公司主张其于2015年2月3日、4日分别向红岭公司转账付款4万元、120万元,归还了涉案乞贷的部门本金,扣除上述款子后,涉案乞贷的本金为1876万元。红岭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丰泰公司向其支付的120万元款子是其代深圳可信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信担保公司)收取的居间用度,为此提交丰泰公司与可信担保公司签署的《居间服务协议》,协议约定可信担保公司为丰泰公司提供融资居间服务,融资前一次性结清居间服务费,可信担保公司指定红岭公司的账户收取丰泰公司的居间服务费,且丰泰公司向红岭公司支付的120万元,亦注明为‘平台费’。而2015年2月3日丰泰公司向红岭公司支付的4万元,红岭公司主张该笔款子是丰泰公司自愿向其支付的手续费,由于该款子的数额与涉案条约约定的手续费数额一致,且丰泰公司转账时亦注明款子性子是‘手续费’,虽然条约约定该用度由红岭公司卖力向东莞银行珠海分行支付,但丰泰公司已向红岭公司支付了上述用度,丰泰公司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实支付上述款子是受红岭公司的胁迫、敲诈或是用于归还涉案乞贷的本金。在此情况下,一、二审法院对丰泰公司有关涉案4万元及120万元款子是用于归还乞贷本金,涉案乞贷本金为1876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根据乞贷本金2000万元所应偿付的本息数额在扣除丰泰公司已经归还的贷款本息数额后,认定丰泰公司的尚欠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丰泰公司、梁显锋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取。”

案例五: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凯启周详制造有限公司乞贷条约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183号]法院以为:“城建公司与宁波银亿公司依据《咨询服务协议》确立的执法关系,与本案乞贷条约关系属于差别的执法关系,凯启公司等要求在本案乞贷本金中扣减该协议项下的274.5万元款子,既无条约依据,也无执法依据,不予支持。案涉《委托贷款乞贷条约》文本虽由嘉兴银行提供,但嘉兴银行与本案无实体上的利害关系,案涉贷款利率也由蔚城公司与凯启公司自行协商确定,内容详细明确,凯启公司等主张应追加嘉兴银行为本案第三人的理由于法不符,原审未予追加,并无不当。另外,如前所述,因《咨询服务协议》项下的款子与本案争议款子无关,故凯启公司等主张应追加城建公司和宁波银亿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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